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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荣恩：金融危机爆发后，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认为给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是首要任务，且事实证明这个方法也确有成效。但实际上应配合更大规模的财政政策救助，只是财政受制于国会和总统，而非美联储。周宇：量化宽松政策、低利率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确阻止了经济过度衰退，这是当时唯一的选择。但副作用是债务水平的急速飙升，引发了新的资产泡沫并助长了产能过剩。另外量化宽松政策不具有预防金融危机的作用。

报道称，该言论的背景是前不久肯塔基州一所天主教学校爆发水痘疫情，有32名学生得了水痘，当地卫生部门下令暂时禁止未接种水痘疫苗的学生到学校上学。为此，一名叫孔克尔的学生把卫生部门告上法庭。据悉，一些天主教徒担心疫苗采自与堕胎有关的细胞系，因此拒绝接种。孔克尔称自己因宗教信仰受到歧视。肯塔基州卫生部门对此回应称，为了防止具有传染性的水痘进一步扩散，禁令是恰当和必要的措施。贝文19日称担心孩子得水痘的父母应该给孩子接种疫苗，但政府不应强制接种。（候涛）

4、货币政策要把握内外部均衡的平衡，即以我为主兼顾外部。如果经济处于下行周期，就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货币条件，但也不能太宽松，否则会影响汇率。要点一：货币政策正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变 利率走廊已基本建立易纲表示，作为货币政策的一个目标——保持币值稳定还要有一个中介目标，过去央行将广义货币（M2）作为货币的中介目标，因为M2是可测的，也是可控的。但是随着市场化经济的发展，M2的可测性和可控性以及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性下降。2012年起，央行引入社会融资规模作为参考指标。但从国际经验看，货币政策调控逐渐从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转变，目前各国的中央银行都以利率调控为核心，因为利率在供给和需求中起决定性作用，因此，要更加注重市场利率，强化价格型调控和传导机制。

目前特朗普改革《多德-弗兰克法案》放松对银行业务的限制将成为风险漏洞。巴罗：金融危机后引入的许多美国金融法规都阻碍了生产力。应该将更多的关注力放在最基本的监管上，尤其是对资本的要求，审查上应该更加谨慎、严格，对于借贷人的要求应该更高。另外，消除由政府支持的抵押贷款机构，如房利美和房地美（Freddie Mac）也是一个好主意。

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丽莎表示，随着国有企业资产经营环境的不断变化，一些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逐渐暴露出管理不规范、内部人控制严重、企业领导人员缺乏制约等问题。在央企违规经营投资的责任追究问题上，国资委2008年曾出台《中央企业资产损失责任追究暂行办法》，2016年国办印发《关于建立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的意见》，较以往规定，《办法》除了明确央企资产损失程度划分标准外，还针对违规经营投资问题集中的领域和环节，明确了集团管控、风险管理、购销管理、工程承包建设、资金管理、固定资产投资、投资并购、改组改制、境外经营投资和转让产权、上市公司股权、资产以及其他责任追究情形等11个方面72种责任追究情形。

要点十：弹性汇率是国际收支平衡的自动稳定器谈及把握内外部均衡的平衡，汇率政策是个绕不开的问题。易纲表示，在考虑汇率政策时，要保持汇率的弹性，使得汇率均衡水平更加强劲、更加有韧性，使得能够在一定的的冲击下保持稳定。“汇率的弹性是以市场决定为基础，汇率有了弹性后，反过来又会调节国际收支，是国际收支平衡自动的稳定器。”易纲说，今年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可能只有0.1%-0.2%，我们不追求顺差，最好的国际收支是大体平衡。如果有一个好的货币政策和汇率形成机制，是会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平衡。